“围城”时代——创作自由漫谈

喜羊羊

诗歌本身不能成为哲学的奴隶。梦想可以奴役个体，但诗歌不能为哲学或宗教所奴役。它必须独立行走，与哲学互释共栖，而不能寄生。宗教和哲学奴役诗歌，并非完全是前者的神圣权威，而是写诗者的自欺欺人。聪明的诗人总会在哲学的花园中自由审视、巧妙撷取。

创作需要自由，而有价值的哲学本身都是开放的体系，会给予个体自由选择的权利，其权威不是绝对的。它不是宗教，因而学习者可以不必有信徒的虔诚。不得不说，哲学的确使人聪明，但如果创作过程中过分对其“循规蹈矩”，那么这种写作本身就是形而上的，不具有独立生存的能力。如法炮制的任何创作都只能算是对某些理论的粗糙模仿，除了诞生理论“赝品”外，不具有任何意义。

诗作的产生不是系统、规律的，至少它比理论的产生更具灵性和偶然性。它是一种天才现象，而理论是现象之后的本质，二者的顺序一目了然。雪莱说过诗人本身就是立法者，这种说法虽未必得到很多人的认同，但也十分明了地点出了诗歌与理论之间的关系。读书需要虚怀若谷、海纳百川，但创作更需要自信和忠实。写作者需要忠实于自己，就该有不怕批评干预独树一帜的勇气。写作是个性行为，这种个性如果想得到发挥，就必须有自身独特的艺术追求和审美品味。这是选择的自由，而这种自由的获取除了需要勇气，更需要强大的思维能力和对自我的驾驭能力。如果缺了后者，个性写作很大程度上就是失败的，陷入群体道德标准的困境。

而个体选择的自由是打破这种困境的关键。各个时代的天才现象都需要打破这种群体困境方能脱颖而出。故而，在各个时代都有与时代并驾齐驱、游离于体制之外或者引领时代思潮并预知其运转态势的英雄式人物出现，这并非偶然，而是个体心理独立于群体之外的结果。

我们这个时代出了太多自我标榜的人，所谓的“个性张扬”已蔚然成风。不过分标榜而卓越超拔的其实凤毛麟角。不少所谓“理论家”就其所学，随意评判，这让人想起恐怖电影里面的宗教狂热分子，拿着枪四处挑衅。我不反对你做牧师，也知道的确有一些优秀的牧师一直在默默祝福人类。如果要做，也得在客观看待你所遵奉的教义并且理智地思考世态人情之后。优秀的哲学家都是人类灵魂的伟大牧师，他们对所处时代和自身详加考察，加上空前敏捷广阔的思想天才和对现象的探讨能力，故能见微知著，洞见非凡。

表面看这样一个张扬的时代的确让人兴奋，但这兴奋并不能持久，涉猎愈深愈能发现其实任何一种深度都存在自由禁锢和安全隐患，潜在的理论侵蚀不知不觉地磨秃了创作者的指尖。创作系统出现了老化，老弱病残羸弱待援，而城墙太硬想出又出不去，外围援助撞破了头也闯不进来。这种森严的围城想想都可怖。

创作者宥于理论，自缚手脚，在外围城墙内又自筑城堡，自救看来更加不可能。极少数平素大胆走路的人，因为宵禁和其他人的冷眼，也足不出户了。这种气氛多少看起来有些可怜可叹。只是除了宵禁也罢，道路以目就是不可原谅的群体懦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