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学、解构与思

喜***

作者：廿一行（张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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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解构主义的眼光里，海德格尔似缺乏最后的彻底性，因为他在消解形而上学的同时又把存在设立为形而上学的基础，从而仍旧陷入一种主体化的形而上学。
   
    这在以《存在与时间》为标志的前期海德格尔思想中表现明显。海德格尔希图通过思之追问回到形而上学之基础，以使人的形而上学天性发生转变。此时，海德格尔仍旧停留在主体化形而上学路线上。
   
    在《林中路》、《通往语言之途》等后期著作中，海德格尔彻底反省了前期的缺失，试图对《存在与时间》进行一种内在的批判和超越。于是他汲取东方道家、禅宗的思想，提出了“大道”、“本质互成”、“澄明着的遮蔽”等思想。
   
    首先，存在必须从大道赋与之天命角度来考虑才能具备其意义（老子式作为本体的大道）；其次，天、地、人、神在神圣者（大道）的包裹中互成其本质（庄子式的心道合一）；再次，真理、自由皆成为澄明着的遮蔽（禅宗的彻底去执着）。
   
    于是，存在不再导向主体化的逻各斯；大道作为一种“铺设道路”的玄之又玄的源泉，天命式地自然而然，天衣无缝，又处处皆隙，其开放性致使德里达的解构之刀亦无所适从；而自由是澄明着的遮蔽，坚执于解构亦是一种遮蔽和不自由。解构本身亦有待澄明，再遮蔽，再澄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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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德格尔说：“真理果能全无遮蔽，那它就不是真理了。这双重遮蔽形式的拒绝，属于作为无蔽的真理的本质。”于是，海德格尔把思当成一种道路的铺设，一种筑路运动。一切观点都无非沿路的一个个路站（路标）。每一个路站是相对而言澄明，但对于无限的道路又存在遮蔽的路标式的真理。路标引导我们向前。所以海德格尔不因道路的无限性而否定途中的路标。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则不然。他把一切定型化的思想路标从整体的道路中割裂出来当作形而上学的个别堡垒加以摧毁。它执着于斥责路站的凝固性而拆毁一切路站。（这也正如伽达默尔指责德里达执着于拆解对话中的个别词语，反而不关注对话本身一样）
   
    德里达因为凝固路标在漫长道路上的可延异性而摧毁它，永远茫然地在道路上玩味灰烬和踪迹；而海德格尔则肯定路标的存在合理性，以道说存在和命名神圣的方式不断为世界黑夜时代的人类铺设通往远方诗意栖居的道路。这种通过诗与思的创造和铺设本身就已使我们安居在大地上。
   
    海德格尔称其对存在的探寻，对神圣的命名和道说，对天命的期备为一种诗意的还乡。海德格尔的诗与思的言说与筑路使人不断亲近本源，栖居在还乡的喜悦之中；德里达的解构虽然使人逃出了形而上学堡垒的监禁和辖制，但它始终是一种自我放逐和流亡，解构而不建构将使人离故乡愈来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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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德格尔深得中国禅宗的精髓。禅宗要求从有到无，又必须从无回到有，无在有中，有在无中，无所谓有无。印度式的佛教执着于空，从而丧失了诗意的世界。而禅宗则汲取了庄子的心道美学又加以提升，彻底消解了对象化思维，即并不把主体从世界割裂出去，在世即是出世，出世又能在世。
   
    这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诗并不飞翔凌越大地之上以逃避大地的羁绊，盘旋其上。正是诗，首次将人带回大地，使人属于这大地，并因此使他安居。”海德格尔在通过诗与思超越和克服终结于技术时代的整个存在之被遗忘状态的形而上学之时，并不走上一如德里达的偏执化的解构之路，他解蔽，然后肯定路标和林中空地，然后再解蔽。海德格尔的解蔽之解蔽是为了使人类摆脱各种迷误的真理，不断地趋于事物本身，趋于人之自由的天命之境。
   
    德里达的解构对于摧毁西方两千多年的形而上学逻各斯话语霸权有着不可估量的正面价值，这一点必须加以肯定，解构是一次思想的解放，一次历史的天命性事件。历史必须采取如此极端的形式才能彻底摧毁根深蒂固的形而上学逻各斯长久统治，才能使人们如遭棒喝般从日常的固有观念中觉醒。
   
    但是，如此极端的解剖刀必然导致另一种反向的偏执，从解构导致的后哲学、后现代境况来看，这种对意义统一性的彻底消除，已经严重造就了一种社会文化思想的虚无主义、过激主义和颓废主义。由于其在解构之后没有肯定性的重新建构，面对余下的灰烬只有陷入一种茫然、呐喊、愤恨、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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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里达之所以不涉足建构，是因为解构主义本身的教条反对自身成为一种肯定。这正如佛家为了达到空而否定摒弃一切有之执着，没想到竟恰恰因此步入了对空本身的执着。德里达正是执着于摧毁，反倒陷入了对解构本身的执着。德里达一直小心翼翼不让自己陷在形而上学的陷阱。因此，德里达的解构解放了人，但又丧失了人本身，它使人以轻蔑的眼光、手握解剖刀观察世界，肢解世界，却唯独不使人本真地“在”于世界之中。
   
    海德格尔终结了形而上学，但并不废除它，因为人作为必欲超越存在者的此在是不可能彻底脱离形而上学的。就连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也已陷入一种“解构的形而上学”。但是“倘若吾人之思在努力回到形而上学之基础之一点上终有所成的话，便很可能给人的本性带来一些变化，从而形而上学也会有所转变。”因此，海德格尔前期以《存在与时间》为标志的思想即使有主体化形而上学之虞，却仍能使形而上学由对外部世界的关注转向人的存在本身（作为此在的存在而非作为存在者的存在）。
   
    海德格尔后期的“存在天命”、“技术是一种揭示的天命”、“诗与思”的思想就更深层地导向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身的合谐之路。某种程度上，这恰是中国道家、儒家、禅宗三种精神的交融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