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主义文论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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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论是文艺理论的简称，一般来说包括这几个方面的内容：写作理论、阅读理论和文本理论。女权主义和文艺理论结合之后产生的女权主义文论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全新的艺理论，该理论的主要基础在于颠覆，正如某位女权主义者简·卡洛普曾经说过的话：“一个女性理论家已经是个流亡者，她被驱逐出自己的母语而操着父系语言；她擅自滥用欺诈的权利”。这意味着女权主义者一旦想将自己的学说理论化，就不得不部分背离她反对父权制的初衷，因为理论一直是操父系语言的。这给进行女权主义批评和研究理论的人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即无论你持什么样的观点，都会受到来自父权制和女权主义者自己阵营的攻击，似乎凡是说出来的都是错的。但也有一些东西是大家目前基本上公认的，比如说承认女权主义文论主要是一种政治性的文学理论，这表现在一方面它与女权主义运动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它的理论方法，尤其是其中的英美流派，特别注重对文学进行社会历史分析，致力于从文本中揭示出性别压迫的历史真相，即使是更注重对文学创作的语言本体进行研究的法国学派，也是把女性写作当作一种颠覆性、抗拒旧有文化和性政治秩序的力量来看待的。女权运动的最终目的的实现，要靠政治行为，而这种政治行为又必须以文学为媒介。女权主义文论就是要通过重新解释这个被菲勒斯（英语男性生殖器的音译，男性文化的象征）文化歪曲的世界，赋予以女性为中心的阅读以合理性，使妇女们去挖掘她们一直处于怎样的生活状态，她们如何被引导去想象自己，以及她们应该如何去观察、命名并开始新生活的一系列事实，提高妇女的自我认识水平，从而使妇女对世界、对自身产生清醒的认识，进而投身于妇女运动中，改变现有世界的父权者秩序。

        以上是关于女权主义文论本质的一些说明，我今天的讲座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是女权主义文论的分类。

        作为一种抗拒性的理论，女权主义文论呈现一种纷繁复杂的状态，这种情形使得对它的分类十分困难，下面介绍几个比较有影响的分类方法。

        美国女权主义批评家肖瓦尔特在其早期论文《走向女权主义诗学》中认为，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涉及的是作为读者的妇女，即男性创造的文学作品的消费者。它注重对作品进行社会历史分析，其课题包括文学作品中的妇女形象，文学批评中对妇女形象及作用的歪曲以及男性建构文学史时种种有意无意的疏漏。它还涉及菲勒斯中心文化对女性读者的控制和利用。肖瓦尔特把这种批评方法称作“女权批评”。第二类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关涉到作为作者的妇女，即研究作为生产者的妇女，研究由妇女创作的文学的历史、主题、类型和结构。它的课题包括妇女创造性的心理学、语言学和妇女语言的有关问题，个别女作家或女作家集团文学生涯的轨迹和文学史的研究。这种批评基于女性亚文化群的假设，是以妇女写作为中心，并牵涉妇女亚文化群的批评。肖瓦尔特把它称为“女性批评”，并认为这才是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重点所在。在她另一篇重要论文“荒原上的女权主义批评”中，她把这种文学批评分成了四种模式：生物学的、语言学的、精神分析学的和文化的。每一种模式代表女性批评的一种派别，各有其看重的文本、风格和方法。它们交错重叠，但大体上是先后连贯的。

        美国文艺理论家乔纳森·卡勒引进了另一套分类原则，他首先把女权主义文论分为写作和阅读两大部分，然后在他更重视的阅读理论中，进行了细致的分类。卡勒把女权主义文论的阅读理论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基于女性读者的假定，研究者的重点放在对妇女形象的研究上。以波伏瓦的《第二性》和凯特·米勒特的《性政治》为代表。第二时期，女性经验不再是天经地义的阅读依据，研究者对女性读者本身提出了质疑。这一阶段主要探讨女人一直未作为女人来阅读的问题。女人们一直接受着男人反对女人的情感，研究者提出，女人应该作为女人——而不是男人——来进行阅读和阐释。然而在这一时期，女权主义者们总是在力图证明自身比对她们进行攻击的男性批评更理性、更严肃、更具反省意识。也就是说，她们一方面认为男性的批评标准及整个父权中心文化，对妇女的阅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她们又不能摆脱和超越男性对“理论”本身提出的要求。因此，女权主义文论就有了发展到第三个阶段的必要和可能。在这一阶段，女权主义批评不是去争论男性和理性之间有没有联系，而是竭力考察把我们理性的诸种概念和男性权益联系在一起的方式，考察我们的理性是怎样成为男性权益的同谋的。卡勒认为，这三种批评方式都有对女性经验的要求，只是这种要求越来越隐秘而已。他的分类方式与肖瓦尔特有相似之处，他所说的女权主义文论的第一阶段相当于肖瓦尔特的“女权批评”阶段，第二阶段相当于“女性阶段”批评，第三阶段则可以说是后结构主义女权批评时期。

        以上分类方式基本上是按照历史线索纵向展开的，但也有一些完全不同的横向分类方法。比如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格巴在她们的重要论文《镜与妖：对女权主义批评的反思》中，就仿照亚伯拉姆斯《镜与灯》的分类方式，将女权主义文论分为镜子式和妖女式两类。其中镜子式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基于文学是客观现实的反映这一前提，利用文本考察社会与心理的联系，对男性或女性笔下的女性形象进行鉴定，发现和重新评价那些死去的作家。在认识过去的同时，也对人们已经接受的特定时期的评价方法进行质疑。镜子式的批评家基本持一种理性的态度，以“作者”、“历史”、“规范”、“文本”、“阶级”、“种族”等文字所代表的知识结构为基础，是一种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社会历史批评。而妖女式的批评家完全不同，她们满怀激情，以规定代替描述，她们更关注的是对未来的乌托邦的想象，而不是“对地狱般的过去作文献分析”，她们拒绝接受“作者”“历史”、、、等现成规范，而是要以一种全新的女性语言来进行创作和批评。

        无独有偶，另一名女权主义批评家也采用了类似的横向分类法，这就是凯瑟琳·斯廷普森。她在《建构女权主义批评》中写道：“批评家A可以维护自我、话语以及含义的传统概念。她多少依靠现实主义，可以用它来安慰自己，现实政治中大多数女权主义者都会同意她的观点。批评家B则设法弥补权威论述中的漏洞和裂缝，因为女性正是从中产生的 。她以激进女权主义及同性恋政治酿造了诗歌。批评家C潜心于后结构主义的理论而对政治问题不予理睬，对于她的怀疑者来说，她体现了女权主义理论可能的倾向，尽管学者们会把握这一理论并将其从女权主义运动中分离出去。批评家D听到一些最精明的女权主义批评家的声音，她力图将种种后现代主义和女权主义的要素调和起来。

        以上横向分类的方式其实跟地域有很大联系，她们所说的镜子式和AB两种批评家主要指英美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家，而妖女式和CD两种主要指法国女权主义文论家。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英美学派和法国学派。英美学派注重在已有的理论框架内进行女性形象、女性文学传统等较理性的研究，较多地对文学进行社会历史分析，而法国女权主义者则主要从后弗洛伊德主义的代表雅克·德里达、罗兰·巴特的理论中汲取营养，注重对语言的象征系统提出质疑，她们更关注的是“女性写作”的问题。她们认为，女性写作能够在语言和句法上破坏西方式的叙述传统，这种毁坏性才是妇女作品中的真正力量。同时，这种写作也不一定出自女性作者之手，它只是一种先进的文体，一些先锋男作家的作品也应该属于“女性写作”的范围。

        下面讲第二部分，比较具有影响力的女权主义文论作品。

        首先介绍的是英国著名女作家，同时也是一位重要的文学评论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她的女权思想在其1929年出版的《一间自己的屋子》中表达得最为直接和充分。1928年10月，伍尔夫以《妇女与小说》为题，在剑桥大学作了两次学术演讲，《一间自己的屋子》就是以这两次演讲为基础写成的。这本书的中心论题是“一个女人如果要想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自己的一间屋子”。在这里，“钱”和“屋子”不仅仅是其本身，还是一种象征，是妇女没有经济地位，没有文学传统，没有创作自由的生存状况的真实写照，也是妇女要进行创作的必要条件的象征。文中探讨了这样一些问题：文学中有没有明显的女性传统？性别歧视怎样在文学中得到反映？妇女作家在创作中遇到了怎样的困难？并提出了一直为以后的女权主义者争论不休的“双性同体”的概念。

        伍尔夫认为的确有一个独立的女性文学传统存在，但这一传统一直为父权制文化所压抑，且时时被迫中断，在客观上增加了妇女创作的困难，这就是妇女在文学创作中所面对的恶性循环。要寻找女性文学传统是十分困难的，其一是因为妇女文学的发展呈间歇状态，直到19世纪才可较清晰的看出具有延续性的女性文学传统。其二是因为大量女性作品是以男性笔名或匿名发表的。

        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大致追溯了女性文学创作的历史，并刻画了女作家们面临的无传统可依的困难，“在她拿起笔要写的时候，她感觉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没有一句现成的普通句子可用”，她们的思想因而很难变成文字形诸笔端，这种窘境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去找那些伟大的男作家并想从他们那里得到一点帮助是绝无结果的、、、男人思想的重量、步伐、行进都太不象她们自己了，所以她不能成功地取得任何实在的东西。”妇女必须向妇女学习，这说明了女性文学传统的重要性。

        在这本书里，伍尔夫主要谈到了经济问题，她反复强调，女人处于比较低下的经济地位，生计的压抑，使她们失去了思想的自由，她们无法受到良好的教育，也很难具有丰富的阅历。但是对于文学创作来说，教育和阅历是必须的。以《简·爱》的作者夏洛特·勃朗特为例，对她而言，“除了中产阶级客厅的场景以外，其他使用经验的大门都是关闭的。”她为了多得到一点关于繁华的世界的知识，多得到一点实际的经验和她同类的交游，各种性格的认识，把自己的小说版权毅然卖断，得了一千五百英镑。

        在经济之外，法律和习俗也限制了妇女受教育的程度和她们的视野，在这样的制度下，妇女处于一种奇怪复杂的状态。“在想象中她占着最重要的地位，实际上她完全不为人所注意。她把诗集从头到尾充满；她只是不出现在历史里。在小说里她统治帝王及征服者的一生，实际上她是任何男人的奴隶，只要她的父母强迫她戴上一个戒指。文学里有多少最富灵感的语言，多少深刻的思想由她的嘴里说出，实际生活中她几乎不识字”。

        伍尔夫还提到父权制文化标准对于形成妇女“为了尊重别人的意见而改变自己的价值”的单一文学价值观的作用。她在文中这样说到：“批评家断定这是一本重要的书，因为它讲到了战争。而另一本书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讲到客厅里女人的情感。”这种评论就跟我们现在某些人在批评小女人散文时一样。伍尔夫把这种完全把男性标准内在化为自身要求的妇女称作“房间里的天使”。这些“天使”由于经济上对男性的依赖造成了实际生活和精神上对男性的谄媚，她们自觉接受了男人强加给她的低人一等的观念，形成一种障碍自身创造力也阻止其他妇女进行创作的“反面本能”，这是女性自卑心理的一种体现。因而杀死房间里的天使就成了一个女作家必须做的事，妇女只有走自己的路才能写出真正好的作品。

        伍尔夫在文中提出一个“双性同体”的概念，她认为“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在男人的脑子里男性胜过女性，在女性的脑子里女性胜过男性。最正常、最适合的状态是这两个力量在一起和谐地生活和工作”，只有半雌半雄的脑子才能创造出伟大的作品。在伍尔夫看来，现实中的女性作品往往具有很强的性别意识，而这会损害到文学的美学风格，使读者无法将注意力只集中于作品本身。

        第二个要介绍的是法国著名的哲学家和作家波伏瓦，她是当今世界公认的女权主义的先驱人物。1949年11月，波伏瓦出版了她最富胜名的一本书《第二性》，当时这本书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指责，但很快就成了一本畅销书，并被奉为女权主义的宝典，影响了几代的女权主义者。该书大量引用妇女传记、社会和历史资料等第一手材料，突出表现了一种女性的辨证唯物主义观点，它说明妇女的生存状态主要取决于其生存的环境，尤其是她们所处的经济地位。

        作为一个存在主义者，波伏瓦与萨特一样认为存在先于本质，即人的本质不是天生的，不象物的本质是被人事先规定好了的，人的本质是自己规定的。用这种观点她对女性进行了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历史的考察，她认为并不存在先验的女性气质，所谓两性之间的差异，主要是由社会历史造成的。是社会把妇女逼到一个低劣的境地，然后就说她们天生如此，只配呆在这样的地方生活。

        以此为基础，波伏瓦分析了五位法国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这一批评为肖瓦尔特称作女权批评的批评方式提供了很好的范例。波伏瓦发现，在蒙泰朗那里，男人是超人，女人只是作为一个低下的参照物，仅仅用来证明男人的高尚。而事实上，是由于男人的鄙视使得女人卑下，并不是因为女人卑下才使得男人鄙视。劳伦斯在性关系上肯定了男性与女性的完美结合是人达到与自然融合的最佳途径，但在这种结合中，男女的地位显然是不同的，男人是领导，女人是被引导者。克劳代尔认为女性更接近上帝，但她是为拯救男人而生的，在家庭里，女人是附属于男人的。布勒东把女人看作诗，极尽赞美之能事，但他仍然把女性当成另一性，在他眼里，女人是“真，美，诗——是一切，在那另一个形式下的一切，除了自己以外的一切。”司汤达相对于另外几个人来说，能够用更加人性的眼光来看待女性，反对将她们神秘化，但他仍然认为，女性是依附于男性的。

        波伏瓦以上述五个作家为代表，清算了男性作者的作品中对女性形象的歪曲，并对这种歪曲造成的后果进行了相应的驳斥。对于女作家，《第二性》中涉及不多，表现出一种轻视态度。波伏瓦认为女性作为对象的存在方式，使得她们不能作为主体去观察另一个性别，因而很容易陷入自恋，而这又阻碍了她们真实体验的表达。尽管“她们向这不公平的社会挑战，写出反抗性的文字”，但“她们竭尽全力也不过才到达男作家已经老早达到，且正准备离开换一个方向的阶段”。妇女创造不出伟大的作品与她们的边缘位置有关，“真正伟大的作品是那些与整个世界抗辩的作品，而妇女却不会这么做，她们会批评、驳斥某些细节，但要和整个世界抗辩就需要对世界有一种深切的责任感，而这是一个男人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妇女是不负责任的”。在这些评价中，波伏瓦其实不自觉地运用了男性的批评标准，这一点妨碍了她对女性文学作品作出公正的评价。

        波伏瓦认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这种观点以及对它在具体批评上的应用对后来的影响极大，许多女权主义的经典著作都沿用了她的思路和批评方法。比如下面即将提到的《性政治》。

        女性文论成熟的代表作公认是凯特·米勒特的博士论文《性政治》，米勒以一种论争的态度，选用文学文本为性政治分析的依据，阐明了她关于父权制的激进女权主义理论。米勒特从多方面对当前的父权制社会进行考察，以大量不容辩驳的事实证明，在当今社会，男性和女性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社会角色或者社会地位上的差异，都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文化作用的结果。米勒特认为经过分析研究可以发现，在文学这种父权意识的文化产物中，男性作家凭借其性别意识，在小说这个小天地里，再现着现实世界的性政治，女权主义批评家的任务就在于揭露性别歧视，使得作者和作品从父权制意识观念中解放出来。

        米勒特在书中集中讨论了四位男性作家大男子主义的性暴力。和波伏瓦一样，米勒特指出，在劳伦斯笔下，性等同于阳物，而男性阳物代表生机和力量，是使得人类从与自然的疏离状态回归自然的救世主；相对于男性生殖器，女性的生殖器被极力贬损，女性形象只是一个被动的、崇拜阳物的、没有自主性和自由意志的对象性存在。跟劳伦斯一样，亨利·米勒也对女性生殖器采取蔑视的态度。他们均受到了米勒特的严厉批评。诺曼·梅勒和热内描写了男同性恋者的生活，在他们的故事中，总有一个男性被贬损为女性，这些描述揭示了性角色的纯粹武断和可恶的性质。男性和女性气质一旦与生物学相脱节，它们就成为表示赞扬与指责、权威与服从、高级与低等和主人与奴隶的用语了。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在父权制文化中，女性总是处在受支配的地位。

        米勒特在批评中引进了全新的女性视角，不屈地捍卫了读者加入自己见解的权利，使得从女性的角度对男性文学作品进行颠覆性阅读成了可能，并且使得父权制的性政治策略得到清算。在这种颠覆性的阅读中，妇女可以通过建立自身经验和阅读的连续性，解构男性作品中虚假的女性形象。

        以上的批评主要是对于男性作家的作品进行解读，接下来我们谈谈对女性作家的一些研究成果。

        肖瓦尔特在《她们自己的文学》中对女作家的创作进行分段，第一是“女人气”阶段，这是一个较长期的模仿主导传统的艺术标准及关于社会作用观点的内在化阶段，从1840年出现男性笔名开始到1880年；二是“女权主义”阶段，这是一个反对主导标准和价值，倡导女性的权利、价值和自主权的时期，从1880年到1920年；三是“女性”阶段，这是一个自我发现，摆脱对男性的依赖而把目光投向内心、寻找同一性的过程，从1920年到现在。肖瓦尔特本人对最后一个阶段的创作表示赞赏。

        在妇女文学传统研究方面以标新立异著称的是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格巴，她们在1979年出版了《阁楼上的疯女人：女作家与19世纪的文学想象》。在书的开头，两位作者开门见山的提出：钢笔是阴茎的隐喻吗？因为她们发现，在父权制中心文化中，创造力成了男性的专利。“女艺术家感到孤寂，她对男性前辈的隔膜伴随着对姐妹先驱和后来者的期盼，她热切地渴望女观众，又畏惧着带有敌意的男性读者。她受制于文化，不敢自我表现，慑于男性权威，对于女性创作的不正当性心怀忧惧。凡此种种“低人一等”的表现，都标志着女作家在为寻求艺术上的自我界定而奋斗，也使得女作家自我塑造的努力有别于男性同行。”所以女作家的作品往往运用一种微妙而又复杂的策略，创造出一些具有双重声音的作品。例如在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简·爱》中，男主人公罗切斯特是权力的象征，他为了金钱和欲望娶了后来成为阁楼上的疯女人的伯沙·梅森，而这个疯女人正是简·爱的另一面，伯沙最后将庄园烧毁，表现了简·爱反抗男性中心位置的潜在欲望，也是女性毁灭男权的象征，吉尔伯特和格巴认为，疯女人就是被压抑的女性创造力的象征。她们立足在让那个一直为父权制文化压抑沉默的女作家说话的基础上，以一种崭新的姿态阅读并整理了19世纪的妇女文学作品，赋予了女性阅读一个独特的视角。

        在研究中，人们发现，妇女所处的地位使得她们的创作具有某种共同性，比如，大批的妇女进行小说创作，而在诗歌和戏剧方面，取得杰出成就的妇女并不太多。除了文学体裁的选择不同外，就写作方法而言，妇女喜欢自白性的创作，如自传、日记和书信等，关注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琐碎小事，较少涉及大的事件和题材。这种情况与小说在文学中的低下位置有关，因为有学问的男人对此不屑为之，他们主动将这一战场让给了女人。同时经济的原因也是一部分妇女选择小说的理由，因为通俗的读物才具有卖点，而较高雅的文学就不行了。

        妇女之所以选择小说，还与她们所受的教育程度有关，诗歌写作在传统上需要贵族式的教育，只有少数女子才有这样的幸运。而当这些少数分子象男人一样拿起笔创造诗歌时，她往往会被异性所嘲弄。除了受教育以外，还有一个创作环境的问题，小说创作固然也需要激情和灵感，但比较诗歌而言，更适合于在嘈杂的客厅、在家务劳动中的短暂间歇零零散散地写成。妇女选择小说还与读者的因素的有关，因为阅读小说的多为女性读者，而由于她们低下的地位，很少有女性会对宏大叙事作品感兴趣。

        现在一般认为，女性文学应该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它是一种立足于政治的文学；二，它是一种面向女权主义运动的文学，目的在于提高妇女觉悟，加强妇女团结，共同反抗父权中心文化对妇女的压抑；三，它是一种以妇女经验为表现对象的文学，这种经验不一定是一种一致性的共同经验，可以有阶级、种族的差异，但一定是一种属于女性的抗拒父权制压抑和压制的经验；四，由于女权主义文学是在反抗父权制的压抑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它对于父权中心文化中业也形成的一些风格和技巧常持否定的态度，因此，女权主义写作又常常是一种有着先锋特色的文学。

        对女性的语言进行研究主要是法国女权主义文论家的工作，因为这涉及到了德里达和拉康的某些理论，需要具备一定专业基础，比较难懂，这里就略去不讲了。

最后，我们来讲一下，我们中国的女权主义文论。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当西方的女权主义运动正搞得轰轰烈烈的时候，我们中国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尽管随着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妇女的地位一步步有所提高，但我们不能否认，妇女的解放运动从来就不是独立的，它只是社会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男性领导者积极倡导妇女解放时，妇女就是以这些男人为楷模，以他们的思想来武装自己 ，以男性的眼光来衡量自身的存在，以男性的尺度来衡量自己的解放程度，她们过分关注于社会进步的历程，很少认真反思过自己本身的问题，完全没有认识到自身存在的特殊性，她们总以为象男人那样做就行了。

        解放以后，妇女的确在法律上获得了平等的地位，但这种平等是以女性忽略自身特殊的自然本性和社会本性为前提的，是一种女性向男性转变的雄化过程，是女性意识更彻底性的丧失。

        由于缺少独立的女权运动这个产生女权主义文论的背景，中国无法自己产生以妇女为中心的批评理论。这一理论在中国的出现，是西方女权主义文学理论传入的结果。

        国内最早介绍西方女权主义文论的是朱虹，她在八十年代开始介绍美国具有女权主义色彩的文学以及与之相关的理论，从此，女权主义开始引起文艺工作者的注意，在1980—1989之间，关于女权主义的文章呈加速递增的状态。九十年代这种趋势仍然没有减弱。其中值得一提的是1995年出版的《西方女权主义研究评介》，它是海外中华妇女学会献给1995年北京召开的第四届妇女大会的礼物，这本论文集涉及了西方女权主义文论的各个方面，对我国研究妇女文学的学者有很好的借鉴价值。

        西方女权主义文论在我国的介绍工作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0到1987年，这一时期的介绍工作多半由一些熟悉外国文学理论和创作动态的研究者来承担，他们的工作相对于后来者较为粗糙，并且涉及的内容多为女权主义批评的早期成果和较为当时理论环境所接受的英美学派。1987年之后，加入评介工作的研究者增加，不再停留于一般性的介绍，而是将介绍与综合性研究结合起来，基本上与国外的研究保持同步。

        在介绍的同时，一些国外的理论原著也开始在我国翻译出版，1986年，波伏瓦的《第二性》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在学术界引起不小的反响。1989年，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由三联书店出版，为国内学者了解西方女权主义文论提供了确实的依据。

        1992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张京媛主编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它是国内学者编辑的第一本西方女权主义批评专集。该论文集分“阅读与写作”和“女权主义批评理论”两部分，收入国外19篇较有影响的论文。其中大部分是80年代以后发表的，基本上反映了国外女权主义文论的最新成果。

        众多著作和论文的翻译出版，不仅为我国的女权主义批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武器，而且制造了一种声势，对国内女权批评的开展起了加油和鼓劲的作用。然而女权批评的展开在我国仍然是困难的，它首先要面对的是人们对于它在中国是否可行的怀疑。由于中国没有一个女权运动的背景作为这种理论产生的社会基础，许多人认为中国的人文环境和经济基础使得还在摆脱封建传统的妇女目前还不可能提出女权主义的口号，或者根本就谈不上女权。另一方面，新中国建立以来由“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产生的心理误区也使人们怀疑中国是否有开展女权主义批评的必要。这种疑虑首先来自于女性作家，她们大多不愿意被称为女权主义者，王安忆、张抗抗和刘索拉对此都有过明确的表态。没有女权主义的作家，也就没有了女权主义的文学，那么女权主义批评的存在也就岌岌可危了。

        张抗抗在1985年西柏林举行的国际女作家会议上，曾以《我们需要两个世界》作为她的发言标题。她所说的两个世界一是指关注女性生活、女性问题的独特视野，一是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范围。按照张抗抗的说法，女性作家应该走出性别的小圈子，去描写那个人人都要面对的大世界。这种对大世界的追求其实和“男女都一样”对女性的要求一样，实际上形成了一种迫使女性背离自己的性别特征、被男性同化、压抑女性的势力。她的这一观点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争议。

        相对于作家而言，研究者从事的是更加实际的工作。1988年起，河南人民出版社开始出版一套由李小江主编的《妇女研究丛书》，它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史学、文学、美学等诸多领域。这其中孟悦和戴锦华合著的《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不仅在当时，即使是现在看来，也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

        既然说是要浮出历史地表，就说明女性曾经沉没于地表之下，作者认为，在中国两千年的文明史中，女性是一个历史的盲点，她们从来没有作为主体出现过，只是作为一种客体、一种物的概念出现在男性社会中，即使进入20世纪，在一些男性作家的笔下，女性的真相仍然是被掩盖的，女性只是等待男性来拯救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或用来寄托男性某种理想的载体，说出女性真相的工作只能由女性作家自己来完成。在男性的主导话语系统内，女性是没有话语权的，但她们正在以自己的努力，将自身从地下的黑暗中拯救出来。

        在当代女性文学研究中，值得一提的是陈顺馨的《中国当代文学叙事与性别》，这本书用比较新的叙事学理论对文本进行解读，其中的第一部分《当代“十七年”小说的叙事话语与性别》弥补了国内女性文学研究的空白，这里解释一下，十七年指的是文革期间，作者得出的结论是：十七年的总趋向是男性叙述比女性叙述更具权威。所谓男性叙述指的是在位置上保持与故事的距离，在感知程度上尽量暴露自己的存在，达到在读者心目中树立权威的目的；而所谓女性叙述指的是投入故事，隐蔽自己的声音的策略，以拉近自己和读者之间的距离，主要表现的是感情而不是权威。

        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在分析叙事的性别差异时，陈顺馨没有简单的按照生理性别来进行划分，比如在分析两性叙事视角的差异时，她认为，女性作家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呈男性化的倾向，而男性作家孙犁的不少作品却呈现出女性化的倾向。

        女性文学研究在我国还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如何把外来的理论内化为我们自己的理论，从而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权主义文论，是我们每个研究者所面对的课题。我个人而言，喜欢在新的领域进行研究，因为这意味着你有更多发挥的余地，而不仅仅是跟在别人后面，把人家扔掉的骨头上的肉剔得尽量干净。

        最后我要重申的一点是，正如女性文学不是女性作家的专利一样，女性文学研究也并非只对女性学者具有意义，著名男性作家王蒙曾经对女性文学说过这样一番话：“它已经动摇了我们一些习焉不察的传统男性观念，使我们开始把问题作为问题来看，使我们对于许多天经地义源远流长的东西进行新的关照与思考；它表达了智慧的痛苦，它使我们男性公民恍然大悟地开始思考女性们的严峻处境。”

        女权主义文论的目的是要引起整个社会和文化的革命，这注定了它的漫长道路和必须由男女双方都参与的性质，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它的困难程度，然而不管怎样，毕竟它已经开始，并将继续下去，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最后的胜利必将属于我们，这一天的到来只是迟早的问题。